市场健全发展、消除外贸逆差的有力保障。中国自晚清就丧失了关税自主权，被迫接受列强强加的“协定关税”。根据“协定关税”，中国对进口货物只得征收5%的税收，不得加税。

对于后进的国家来说，关税是保护幼小的民族工业、抵制外货倾销的有力手段。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便丧失了关税自主权，以5％的协定关税成为世界上最低的进口税率。这种值百抽五的协定关税税率，是世界上最罕见的低税税率，对于列强国家向中国廉价倾销商品和掠夺工业生产原料，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，从而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民族市场，摧残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，同时大大削弱了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。

也正因如此，自共和八年起，当国内趋于稳定后，便开始力图通过外交努力实现“关税自主”，以本国的财政、经济和文化的需要，自行以法律制定国家关税税制，不受他国制肘和牵制。

自共和九年起，由外交部发起的“关税特别会议”几乎每三个月举行一次，其目的就是在收回关税自主权，但三年来的努力，所收回的仅仅只是税款的保管，各国均拒绝交还中国关权，控制中国的关权，是一个打击中国实业发展最力的武器，其中犹以日本为最。为了补偿这关税损失以及保护国内实业，政府只能通过对进口商征收“进口商品附加税”的临时举措以确保关税收入，同时达到保护国内实业的目的，但这只是临时举措，最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收回关税自主权。

共和八年后的中国的对美国的投资者和银行家们来说是一个宝库，三年来他们不断的把资金投到中国欣欣向荣的工业，而中国政府和民间资本则在三年来增加了对南方各省的投资。到共和十年，美国在中国的外国投资总额中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五，涉及到从造船到纺织等诸多轻重工业，仅在共和十年美国资本界在家直接投资即高达三亿美元。

而几年来，美国的报界始终对传奇般的中国市场的前景大事宣传，到共和十年，美国对华的出口额占百分之十六，而且这个数字每天都在增加，中国南方的钢铁厂需要美国的废铁、整个中国都需要美国的石油，甚至于中国成了美国海外的第三大主顾。

“我所到之处，都听到这样的意见：我们两国终于垮越的太平洋的天堑互相了解，认识到我们靠友谊建立的团结比纸上条约建立的团结更加牢固。”

已经卸任的前驻华公使保罗。芮恩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如此提到，任何人都能觉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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